《离骚》是屈原倾注整个生命写作而成的伟大政治抒情诗篇, 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自叙性浪漫主义诗歌珍品。其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更是我们学习的重点。下面我们就其象征美进行分析。
运用的广泛性
《离骚》比兴象征艺术的第一个特征在于运用的广泛性。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诗经》中, 比兴手法即已为众多的民间歌手所采用。然而, 将比较单纯的比兴手法发展为高超的比兴象征艺术, 更广泛地将其运用于艺术形象的塑造与政治主题的表达,使之呈现出丰繁复杂、异采多姿的面貌， 则是诗人屈原的伟大创造。综观《离骚》,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 诗篇几乎以90 % 的篇幅大量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凡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 神话传说中的蚝龙凤凰, 王母佚女, 古代的先王圣哲, 昏君侯臣, 楚地的香草异卉、恶草臭木, 无一不根据诗篇政治性主题的表达与诗人浩荡激情倾泻的需要, 被驱遣于作者的笔端, 构成为一条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比兴象征画廊。在作品中, 诗人既将比兴象征艺术运用于对现实世界的描摹, 又将比兴象征艺术运用于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既以之写自然, 又以之写社会, 既以之写天地, 又以之写鬼神, 既以之写物, 又以之写人, 既以之写实, 又以之写虚。
众所周知, 文学艺术的特质是形象。政治抒情诗的特质则是在激烈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塑造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因此, 在《离骚》中, 诗人屈原集中笔力着重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而为了使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诗人便广泛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进行铺叙描写。假如说, 《诗经》的比兴手法还只是比兴艺术的朴素形态, 只是感物而发, 由彼及此, 或以彼喻此, 那么,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比兴艺术则比中有兴, 兴中有比, 合而为一, 寄托深远, 意在言外, 丰富多彩, 是它发展的高级形争态。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广泛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以一系列彼此衔接的比兴象征形分象表现了作品的深广内容, 从而使全诗熠熠生辉, 令人目不暇接, 百读不倦!
表达的多样性。
《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还具有表达方式多样性的特色。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指出《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大略有下列四种方式：以古比今(咏史) 、以仙比俗(游汕) 、 以男女比君臣 (艳情)、以物比人 ( 咏物 ) 。关于诗篇比兴象征艺术方式的多样性, 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异物同喻， 诗人选取不同的喻体, 对本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描摹形容。另一类是同物异喻，即喻体只有一个, 而本体各异。正由于诗人在比兴象征艺术的驾驭上做到了异物同喻, 同物异喻, 诗篇更显委婉有致, 摇曳多姿。
反复诵读《离骚》, 我们会深深感到: 诗人列举古时尧舜盛世, 莱封乱世等历史事实,正是为了比之当今的楚国, 诗人描绘九天之上的广阔空间, 正是以之象征地上的楚朝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诗篇是在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 以恋人之间的离合变化象征自己政治上的荣辱得失。这就近一步显示了作品比兴象征艺术灵活多样的特色。如作品前一部分对既往历史的回溯, 诗人将自我喻为女性形象, 作为女性的抒情主人公象征形象一直忽隐忽现, 贯串于这一部分的始终。而在后面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中, 诗人立即调换笔法。诗人的自我印象由女性幻化为男性, 诗人变女求男为男求女, 以男求女喻己求贤,以及通过女性对爱情热烈追求的铺叙描写, 寄托了自己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的政治理想。这样, 作为积极浪漫主义伟大诗篇的《离骚》也就具有更为迷人的艺术魅力了。
寓意的深刻性。
《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最可宝贵之处还在它寓意的深刻性。《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最宝贵之处还在它寓意的深刻性。首先, 如前所述, 诗篇以香草喻贤才, 以美人喻君王,以天上喻人间, 以古代喻当代, 这些固然没有离开“ 比、兴”; 而从整体来看, 诗人写到女媭规劝，陈辞重华, 于是自己朝发苍梧, 夕至县圃，使日神驾车, 令月神开路, 飞上了高空, 都叫不开天国大门;于是又令雷神驾云,请鸩鸟为媒, 去向古代的宓妃简狄求婚, 结果也未能成功,;于是又问卜于灵氛, 乞灵于巫咸, 在们的规劝下, 又驾八龙, 载云旗, 登昆仑, 涉流沙, 向着遥远的西海进发, 正在飞升之际, 却回头望见了下界的故乡? ? 通过这一连串纷纭繁复的比兴象征的运用, 诗人构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幻想世界, 并借此尽情宣泄了自己郁结于胸的满腔政治苦闷, 充分表达了自己倾注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吐露了自己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拚死抗争的狄耿丹心, 寄托了自己缠绵徘侧的优国忧民的伟大襟怀。唯其如此, 我们说, 正是由于诗人广泛运用了比兴象征手法, 诗篇才深刻地表达了作为政治抒情诗的巨大主题。因此, 诗篇的比兴象征既有丰富的形象意义, 更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和认识价值。
诗人屈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旋涡中, 娴熟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对战国后期楚国统治者的昏庸, 政治的黑暗, 人才的变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楚国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而对以自己为主导的楚国的进步革新势力则进行了热烈的讴歌。正因为诗篇通过比兴象征艺术的成功运用深刻地再现了当时楚国的政治生活, 反映了楚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 因而诗篇才成为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 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宏伟的政治抒情史诗!
比兴象征艺术, 作为屈原积极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主要表现手段, 从它出现以后, 象一泓清润的山泉, 一直滋润着我国古代文学与现代诗歌的沃土。诗人屈原在《离骚》等作品中驰骋奇特丰富的想象与联想, 大量运用比兴象征手法, 驱遣多姿多彩的比兴象征形象,。回顾既往, 探索未来, 追求光明, 抒写襟怀, 挞伐黑暗, 表现理想, 这种神奇橘怪,气象恢宏的积极浪慢主义表现手段,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领域中开辟了一片风光明丽的天地, 使我国丰饶的诗歌沃土色香四溢, 开放出了无数迷人眼目的奇花异卉!
拓展阅读： 《离骚》分段赏析
第一段。通过自叙的笔法，提出了积极用世的人生观：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国宗室之臣;详纪生年和名、字的由来，强调禀赋的纯美。这和爱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就成为屈原生命中进步的动力。奠定了他那种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的基础。接着叙述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由于热爱生活，所以特别感到时间的易逝，生命的短暂;因而孜孜不倦地培养品德，锻炼才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在楚国政治改革中，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以及事君不合的经过。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着陈尧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会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他们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须争取楚怀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怀王的态度是不坚定的。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开了屈原和“偷乐”的“党人”之间的剧烈斗争;同时，怀王的听信谗言，也就决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观遭遇，为下文提出张本。
第三段。叙述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客观遭遇，并分析其原因。综合起来，有下面几层：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争取君王的合作，必须培植人才，广结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想不到“众芳芜秽”，致使他的计划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党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们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异己，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坚持理想，则是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艰”。这里，他强调法度绳墨，进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这和腐化没落的贵族势力绝不相容，因而这一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第三，在这样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怀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长了邪气的高涨，造成了群小进谗的有利条件。第四，从邪正不能相容，预测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强调不屈服、不妥协的顽强精神，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作任何牺牲。下文展开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而终于取得胜利，就是确立在这样一个坚实基础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说，既然理想不能实现，则退隐可以独善其身;为个人计，又何尝不心安理得?可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逃避现实的态度，和屈原的个性是绝不相容的。这使他暂时宁静下来的情感又掀起无限的.波澜;在波澜起伏中，一层一层地展开了内心深处的矛盾、彷徨、苦闷与追求，以及在这种心情中的斗争过程。从这段起，所写的都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并非事实的叙述。
第五段。叙述女媭的劝告。她指出处于没有是非曲直的社会里，屈原如果不改变他那种孤忠耿直的作风，是不会见容于当世，而且会遭到杀身之祸的。她是屈原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她所说的也是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可是她的话仅仅是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提高到思想原则上来说，她对屈原却缺乏本质上的认识。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内心深处的痛苦又向谁去申诉呢?于是诗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见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来倾吐衷肠了。他征引了丰富的史实。主要是为了证明他所坚信不渝的一个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归于覆亡，只有“义”和“善”，“循绳墨”“举贤能”才能使国祚昌盛;而他所坚持的，正是关系楚国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他自然不能听从女媭的劝告，作明哲保身之计了。“陈词”中的反复论证，即第二段“彼尧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内容的具体发挥。这种认识所构成的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就使得屈原更进一步表现出一种“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的顽强信念。和其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他是“百变而不离其宗”，决不可能放弃他的主张的。这种主张在现实环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进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动的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把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写幻想中的境界，借求爱的炽热和失恋的苦痛来象征自己对理想的追求。综合它的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爱国之深，尽管在上述恶劣环境中备受各种打击，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锲而不舍的。这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亦惟有爱情的追求能仿佛其万一;因而就产生了以“求女”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这种上天入地驰骋幻想的表现形式。第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须争取统治者的信任，正如爱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有其具体的追求对象一样。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间的佚女，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在她们的身上同样可以寄托爱情;也如楚国统治集团当中的任何一员，都有可能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旧说，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所谓“女”，决不仅仅是象征 “君”。张惠言认为这一段是说“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为切合原文文义。至于哪一类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种人，则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是不可能刻舟求剑机械地加以分类的。第三，屈原求爱的心情是炽热的，可是他选择对象的条件则是极其苛刻的。他不仅追求美丽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那就是说，政治上的结合必须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同时，即使有了适当的对象，又必须通过媒介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决不肯枉尺直寻，不择手段以求进身的。爱情的炽热和求爱条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点;失恋的苦痛，就是在这个焦点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回答他满腔热情的只是空虚和幻灭，怅惘与彷徨。他在幻觉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浊不分，蔽美称恶”的丑恶现实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极度苦痛的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去和留的问题而加以分析。战国时代，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出现的前夕，当时所谓士，为了实现其理想，政治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本国。求谋个人功名富贵的“朝秦暮楚”的苏秦、张仪之徒固不用说，就是儒家的大师孟轲也是终身过着“革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荀卿则以赵人终老于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都不是为故国效力。以屈原所具备的卓越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理想不可能在本国实现的时候，考虑到去留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一段分三个部分：首先是问卜于灵氛，接着取决于巫咸。巫咸和灵氛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所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再一次地引导屈原把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整个环境的日益恶化。尽管自己能坚持理想，决不动摇;但留下来，希望又在哪里呢?结果，灵氛的劝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破了楚国的范围，进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虑接受灵氛的劝告以后，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展开了最后一次的幻想。幻想终于破灭，这样就结束了全篇。综合其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表现在本篇里，屈原的内心矛盾正如蚕的作茧自缚一样，愈来而愈益错综复杂，无法解脱;而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沿着一条线索逐步向前发展的。那就是个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求得统一的问题。假如单纯为了不忍去国，则留下来而采取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尽管在极端黑暗的现实环境里，又何尝不能作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之计?但这是屈原所万万做不到的。假如单纯为了抒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则屈原的主张正符合于大一统前夕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本传赞)但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触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的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但无法统一，而且引起了正面冲突的问题;这样就把矛盾推进到最高峰，而无可避免地使得驰骋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绝望而又无法离开的土地上。第二，在这段里，极驰骋想象之能事，浪漫气息非常浓厚。这是屈原灵魂深处苦痛的绝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颤抖，这种精神活动，尽管迷离恍惚，空阔无边，但它所反映的现实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在准备离开楚国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飞翔的幻想始终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确地说，“指西海以为期”，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民族来自西北高原，蒙昧时期，我们祖先的活动是以西北地区为起点。因而远古的神话传说，绝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仑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带。这是从我国最早的民族发展史上所形成的一个古老的神话系统。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疆宇的开拓，东方文化中心的齐国，以阴阳家邹衍为代表又出现了一支以瀛海、蓬莱为中心的新的神话系统的萌芽。秦汉以后，有关神话传说才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楚国在当时是保存远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国家，因而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屈原的创作，自然是详西北而略东南。这仅仅是从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历史意义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语气结合着当时的客观现实，则其中透露出一个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隐约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国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时山东诸国，政之昏乱，无异南荆。惟秦强于刑政，收纳列国贤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适归者。是以所过山川，悉表西路。”(《离骚经注》)这话是不错的。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来，大势渐趋统一，山东六国必然被强秦所吞并，已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屈原同时的荀卿在他所著“强国篇”(见《荀子》)里就有具体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出现在他思想里暂时的幻境，不但要离开父母之邦，而且是适仇讐之国，这样就使得矛盾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更为剧烈。这段一开始，屈原驱役龙凤，挥斥云霓，表现得如何的活跃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经超越现实境界，而离开了苦难的深渊;可是当他忽然临睨到故乡的时候，血肉相联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刹那间所呈现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灭里，放射出强烈的万丈爱国主义光芒;而这种骏马注坡，帷灯匣剑的表现手法，和他当时真实心情是完全相适应的。
最后五句是全篇的总结和尾声，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独特意义。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内容，简要而深刻地阐明了屈原以身殉国这一伟大悲剧的真实历史意义。五句分两层：龚景瀚曰：“ ‘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祖国)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乱’之数语尽之矣。太史公于其本传终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离骚笺》)死，在今天看来是消极的，但两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其中却包涵着极其严峻的积极的现实斗争意义。王夫之日：“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然知几自审(预见未来，考虑到自己所应该采取的态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进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后牺牲的准备)，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辞通释》)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确的人生观)! 岂与匹夫匹妇不忍一时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赋微》序)这些，不但说明了为什么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离骚》里会出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样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驳斥了一般封建正统文人们有意诬蔑屈原，毁谤屈原，像汉朝班固所说“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之类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