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人有来世的话，我愿意出生在中国新疆那个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汇的龟兹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龟兹，是一块曾经绚烂至极的土地，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历史变迁的产物。拔足其间，会让更多的今人走进古龟兹，近距离去触摸历史的印记、思索历史的演变。
龟兹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是西域的一个重要地区，有时甚至成为西域的代名词。在两汉时期，龟兹为西域“城郭诸国”的大国之一，都城宏伟，城垣三重。中央政权在这里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代表中央管理整个西域政务。此后，在历史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龟兹”这两个字。唐朝时，在这里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龟兹也进入了发展的繁荣期。直至宋代中后期，龟兹古国才从历史的词典中消失。在古西域诸国长期相互吞并，分分合合中，龟兹一直是天山南部最有影响的王国之一。龟兹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中国内地、印度、希腊乃至两河流域的文明都在这里撞击、交流和融合，它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现在，在时间的牵引下，我们仍然可以在各种文物古迹，如古城、壁画和石窟中依稀看到古龟兹每一时期的迷人背影。
辖区包括今天拜城的龟兹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当地的土著居民构成比较复杂，据史料记载，龟兹最早的人种是塞种人、印度人、吐火罗人和汉人。从民族文化上讲，在库尔勒以东库鲁克山区多处发现的围猎、征战、放牧、歌舞等内容的岩画，被认为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塞种人留下的文化艺术。此外，月氏人和乌孙人先后在西迁中都经过龟兹，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并长期在龟兹居住；匈奴、回鹘、突厥、蒙古、土蕃、柔然等民族也都对龟兹居民成分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都逐渐融合成了龟兹人。由此可见，龟兹不是一个民族的龟兹，而是包含着诸多民族个性的龟兹，各个民族都为龟兹注入了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思想，民族间的包容和融合成就了龟兹文化的多姿多彩。
据我国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原就与龟兹有过交往。汉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很多汉族士兵携带眷属来到了龟兹，在这里屯田定居。拜城境内的《刘平国作亭诵》刻石、至今仍被人们称为“汉人渠”的沙雅县的沟渠遗址等，都见证着汉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历史。汉代的龟兹与中原之间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因而发生了龟兹王绛宾偕其妻乌孙公主（解忧公主之长女），到长安朝见汉宣帝的故事。绛宾极度醉心于中原文化，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龟兹将王姓改为白姓，可能就是从绛宾开始的。当时，在长安有很多龟兹人，他们长期居住在内地，大诗人白居易就是其中之一。龟兹在很长时间里都受到中原文化的浓厚影响，这从建筑、绘画和宗教中都略见一斑。龟兹曾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佛教中心之一。龟兹高僧、中国古代三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先后在长安译出大量经、论、传等，为我国的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公元九世纪中叶，龟兹的回鹘人受当地佛教文化影响，也改奉佛教，库木吐喇石窟中的一些洞窟就开凿于龟兹回鹘汗国建立之后，里面是一派汉地气象，盛唐风韵在这里自由流淌。汉文字、汉风俗、汉艺术都进入佛寺，中原文化全方位被带到了龟兹，汉母体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在这里一览无余。
“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衣冠尺得画图看，乐器多因西域取。”文化从来就是相互交流的，只要两种异质文化发生接触，就会产生相互的影响。龟兹吸收了汉文化，中原也吸收了龟兹文化的精髓。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就吸收了龟兹音乐中的许多精华，南北朝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随突厥公主（阿史那）入朝，带来了龟兹乐律“五旦七声”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演变成了隋唐燕乐的28调。龟兹文化是我国古代汉唐文化、西域文化与国外古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融会贯通，并结合龟兹人文特点而孕育的有着鲜明民族特征、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综合体。其文化特征主要是兼容并蓄的古佛教文化、佛教石窟壁画、石窟题记、乐舞、戏曲、文物、诗词等,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龟兹文化在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各民族的文化还应更好地互相借鉴、吸收，汉族要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也要吸收汉民族文化，只有互为补充，互相丰富，文化才有生命力。
古西域重镇龟兹作为传承东方佛教文化的关键节点，以龟兹石窟、龟兹乐舞为代表，成为西域文明的见证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原文化为一体，具有浓郁的西域地方民族特色。其中龟兹石窟群比较集中，洞窟形制类型完备，壁画题材内容丰富，随着佛教东渐而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印记清晰可现，对西域和中原佛教文化及石窟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龟兹石窟壁画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中亚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桥梁和纽带。龟兹文化的辉煌早已是不用过多论证的事实了，在西域漫长的发展变化史中，龟兹就是西域的一个文化源，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地，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而形成的龟兹文化，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的那一抹亮色至今还让人们叹服。
长久以来，龟兹文化和中原文化犹如两位惺惺相惜的“智者”，它们之间的相互借鉴、吸收，使它们各自都形成了耀眼的'光环。在西域各种文化中，龟兹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龟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是龟兹乐舞。龟兹乐舞旋律优美，使用的乐器也非常丰富。而龟兹乐舞对中原的影响也早就开始了。公元384年，吕光从龟兹携“奇伎异戏”而还，这是龟兹乐传入中原的最早的记载。此后，在后魏、北齐、北周、隋朝、唐代龟兹乐都处在显著的地位。龟兹的音乐家苏婆、白明达、白智通、白付间、白迦等龟兹音乐家都来到中原，为中国音乐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婆，他将龟兹音乐中的“五旦七调”的乐理体系传授至中原，直接推动中原的音乐变革。白明达也是龟兹人，历经隋唐两朝，一生创作了许多乐曲。龟兹乐舞与中原传统音乐相互融合，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唐乐舞的高度昌盛，就与龟兹乐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龟兹还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佛教文化非常发达，大乘和小乘佛教由此传向中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曾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除了在长安讲授佛法以外，还不遗余力地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和他的弟子们共翻译出佛经47部，384卷。但是，我们从现今存留的龟兹建筑、壁画以及乐器中也能清晰地看到中原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在城市建筑上，龟兹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如，龟兹佛寺建筑风格中明显有中原地区风格的印记；在龟兹石窟壁画的菩萨像上也可以看出中原隋唐绘画的痕迹；而龟兹乐器中，除了龟兹本民族的乐器羯鼓、五弦外，还有其他民族的乐器，来自中原的汉族乐器笙、箫等。由此可见，龟兹文化和中原文化在相互的发展过程中，都大量地吸收了对方文化中的精华，并将其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之中，从而创造出更为灿烂的文化。
不仅龟兹和中原地区存在着文化互补，整个西域和中原都存在着这种互补。西域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又互相吸收的，两方互补的结果是使两种文化都丰富起来。中原吸收了西域文化中的精华而使自己的文化丰富起来，同样，西域文化也是从中原文化中吸取了精华而丰富了起来。各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积累而形成的，由于地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诸多限制，各种文化具有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点，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哪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包容性强，它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就强，这种文化就越有活力，生命力就越强。龟兹文化之所以能成为西域的一个文化源就是因为它广泛地吸取了各种文化的精华，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吸收中原文化的精华，这在当时创造了龟兹文化的辉煌，而且时至今日，这个经验还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应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