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将语言的声音符号变为视觉信号，记载在一定的载体上，成为记录语言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是各种交际符号中最复杂、最完备的视觉符号体系。正是因为有这种视觉符号的存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文化和优秀传统才得以记载和传播;人类的智慧才得以充分发挥和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文明才越来越光辉灿烂、丰富多彩。
作为传承华夏文明的汉文字，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现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古老表意文字。在年代久远的发展演变中，汉字从最初极具图画性的象形文字，到如今以方块形制为主要特征的表意文字，其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过甲骨文、金文、战国古文、籀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多种字体。这些字体相互联系又不全然一样，前五种属于古文字，后四种书属于今文字。汉字字体的演变是缓慢的、渐进的，新字体的出现，旧字体的消亡，中间有一个交替过程。而影响汉字形态变化的因素又是复杂多样的。
一、书写材料对汉字形体演变的影响
最先提及书写材料对汉字形变的影响，是因为书写材料本身就是中国汉字文化的组成部分。表面看来汉字是线条组合的方块，但深究汉字呈方形的原因，除了先民造字之初就体现的“天圆地方”这样的审美取向外，还有就是书写材料本身对汉字形体变化产生的不可或缺的规整效果。
(一)甲骨、青铜器、竹简对汉字形变的影响
考古发现即使是最早的甲骨文，它是分行且有一定宽度的。这就表明从最早的记录文字开始，就已经有外部条件干扰到文字的形体。有史可考，影响文字形体的最直观原因就是书写材料。
甲骨文是我国现今发现最早的文字资料，从考古资料来看，先民的书写工具好像就是甲壳、兽骨和金属等质地坚硬的材料。而质地坚硬的甲壳兽骨作为文字的载体，锋利的刻刀作为文字的书写工具，就决定了甲骨文会有线条细腻、笔画硬朗且转折尖锐等特点。再者金文是铸刻在金铭鼎器上的文字，那么就难以避免文字的厚重和笨拙。书写材料对汉字形体的影响可见一斑。
虽然甲骨文和金文是现今发现的最早文字，但若说最早的文字书写材料仅是甲骨与刻刀，这恐怕就是误解了。大家都了解，甲骨文记载的是占卜之辞，当时社会也必有其他需要用到汉字的情况，汉字的书写材料除了甲壳兽骨外，肯定还有其他书写材料的存在，只因年代久远，无从留传下来。按当时社会发展情况而言，甲骨文出现时，人类社会已进入农耕时代，以竹简作为载体，以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应是当时常见的书写材料。《尚书·多土》：“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册便是指竹简，竹简的构造是由一片一片的竹片编织而成，最显著的特点是窄长，如此就会发现它对文字的书写有宽度限制，却没有其他较为严苛的限制，我们会发现很多象形字是竖立的，这并不符合象形字最初产生之时所反映的客观物体的现实表现，由此可见，用竹简作为文字的载体，是影响汉字最初由图画向方块符号衍变的最直接因素。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古资料中，竹简上的文字是直行书写，而字从右向左写也应该是为了边写边卷开竹策。可见竹简从汉字形成之初就影响了之后几千年汉字的书写结构和书写习惯。
除了甲骨、青铜器、石鼓以及竹简、木牍等材料外，而其他作为书写工具的笔和墨，作为文字载体的布帛纸张，在汉字形体的发展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毛笔对汉字形变的影响
汉字形体之所以变化无穷，除了汉字自身的性质和普遍的求简心理外，书写工具——毛笔对其有很大的影响。有出土的文物为证，在原始社会后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毛笔。如，作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代表的陶缸，其腹部画有《鹳鸟石斧图》，图左边画一只肥润的鹳鸟叼一尾大鱼，右边勾画着一柄直立的石斧，图中的鹳鸟羽毛和尾巴处都有较详细的工笔，可以发现毛笔的印迹，显然当时的毛笔也是为了绘画而生。后来文字产生了，“毛笔由于其自身运转自如、粗细随意、笔道有弹性且富于变化的特点也用来书写文字，于此，毛笔便与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我们要明确一点，最初的毛笔与今日我们使用的毛笔有很大区别，那时的毛笔甚至可能是一片羽毛，只要可以描绘勾画事物便可以“毛笔”为名。根据汉字字形的发展来看，早期的文字更为形象圆润，现今的文字与古文字比较而言有了极大的变化，而这些基本字体笔势的变化与毛笔的使用脱不了关系。从毛笔最初的短而健发展到现在的长而软，由于毛笔自身的弹性控制着书写过程中每一笔画的粗细、波折、圆润与枯滞，于是便形成字符形体无穷的造型和变化。因为造字之初汉字是极富形象性的，若直接用刻刀等坚硬物体做书写工具，是很难在当时充分担当描绘事物记录语言的重任的;而且毛笔作为最初的绘画工具，可以很容易地保存原始汉字的图绘意味。随着汉字的发展，从最初的像物之形发展到像“字”之形，尽管线条的曲折圆转依然模仿着相应个体的轮廓，但是和所像之物比较起来已经是距离遥远了。汉字字体在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主要是由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在书写材料上的运用来凸显的。当然根据不同时代的其它文字载体所体现的文字特征会反作用于毛笔的书写，如处于古文字时期的形象法度与处于今文字时期的活泼秀丽，必然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毛笔运行在不同质地的文字的载体上，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引起的。如在字体形变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地位的隶书，便是在诸多契文的影响下变得更稳健。
(三)布帛纸张对汉字形变的影响
纸张对于汉字形体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周秦时期，因社会发展因素限制多以竹简木牍和缣帛作为书写绘画材料，但简重帛贵，不方便大量使用。到了西汉中后期，宫廷中已开始使用一种丝质纸，薄而小，叫做赫蹏(xítí戏蹄)。同样的，当时在社会上已有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至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制造了更好的适于书写的纸张”。后又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与改进，到了晋朝，有很大的进步，纸张制造成本低廉，平滑合用，完全代替了简帛，成为了主要书写材料。由于纸表面粗糙生涩，但不似竹简与缣帛，且书画专用的宣纸又分熟宣生宣，行笔后晕染程度不同。不同的字体与绘画所选择的宣纸的生熟也不尽相同，这也就进一步营造了书写的不同情趣。具有丰富弹性并且有稳而健特点的毛笔在纸表面艰难推行留下印记，借助指腕运动和笔势变化巧妙构出汉字无穷变化。
另外，书写颜料对汉字形变的影响。“科斗文”是因其书写颜料为漆，漆的特点是粘稠厚重，无法在行笔过程中均匀地分布在毛笔上，故而起笔浓厚而运笔过程中汁液过少，所以头重脚轻，状如“蝌蚪”。后来作为主要书写颜料的墨，因其浓淡皆可，清畅不厚，与毛笔这样的'书写工具配合，可使书写者自由发挥想象，充分创作，从而陶冶性情，造就了千姿万态的汉字形体和独具风格的书写艺术。
二、正统思想对汉字形体演变的影响
文字之所以能成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工具，成为辅助性的交际工具，成为固化的语言，既有约定俗成的一面，又有不断规范的一面。正因为这样，它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但他属于不自觉阶段。规范化是建立在对文字的社会作用有充分认识的自觉基础上，是有领导地进行的。”
中国历史五千年，经历了多个朝代和君主，而每朝每代的统治者及其治国思想对社会的进步发展有推进、有阻碍，无不影响着诸多事物的兴起与发展。于本文中，主要探及统治者的政治主张对字体形变的影响。
众所周知，早期的文字是很繁复的，且有众多异体字。但当时的社会中文字的使用，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频率上用字都较后代更寡。因此甲骨文与金文即使再繁复也没有引起书写者的不满，当时只有少部分的人学字用字，所以掌握文字相当于掌握了一门技能，当时的文字还没有成为人类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到周朝迁岐以后，与商的往来关系较多，从商文化中吸取了很多对周有用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文字。“相传作于周宣王时的《史籀篇》，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那自是从用字方面讲究规范的”。
战国时期的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谓“战国文字”是指春秋时期内，齐、楚、燕、赵、韩、魏和秦七国曾使用过的文字。它承于金文启发小篆，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战国时期诸雄同立，导致当时各国的文字在表现形式和书写方式方面都有许多差异。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习字的人也增多，而且大多数人不是贵胄，于是就有了追求字体简便、快捷方便书写的要求。于此产生的影响之一便是文字在书写上产生了极大的随意性，使汉字字体出现了大量的无规律的讹变和省变，从而破坏了汉字的规范性，当时汉字的不规范使用使得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推行有了很大的阻碍。
对于文字的形变影响最大的统治者，应属使诸雄分据的天下大一统的秦始皇。秦始皇针对秦统一中国后面临的“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的局面，做出了统一文字的行动。
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文字即是籀文，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篆,是一种相当工整的文字。与金文相比，秦国的文字比较保守，变化不太大，除了书写风格上逐渐趋于规整匀称之外，结构上的变化总体而言不明显。到了秦统一天下后，基于社会现状，秦始皇命李斯等人主持进行文字改革工作。统一全国文字便是以史籀大篆为基础文字，对其中少数大篆做了省改，形成了“小篆”。至于六国文字，除了其中“不与秦文合者”以外，凡与秦文字相同的，自然也转为小篆了。李斯等人奉秦始皇命令做出的文字整理工作，完成了汉字第一次字体规范化。其主要特点又具体表现在：笔画粗细一致，形体整齐;图画性进一步减弱，线条化、符号化进一步增强;字体结构基本定型规范，而结构方面的体现则是偏旁统一，且偏旁位置不能颠倒，废除了许多异体字，还简化了一部分古文字。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大量的书面材料，此时识字的奴隶便成为誊写书籍材料的最佳人选。这些奴隶又借鉴狱吏程邈根据民间已行用的新字体，造了一种书写快捷方便却又有点草率的新字体，即为隶书。其特点是把小篆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笔画，有时还略加省改，这就是秦隶。秦隶又被称为古隶，秦时的古隶到西汉时，隶书进一步改善便形成汉时的今隶，这个隶变过程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西汉中后期，陆续出现一批字书。“如《凡将篇》、《仓颉篇》、《急就篇》、《元尚篇》、《别字》十三篇等等。(以上见《汉书·艺文志》)”。汉章帝时，诸生、博士，“讲议五经同异”，而后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有十分明显的正字作用。而后战乱又使文字混乱现象加剧，至唐代，《字样》《干禄字书》《九经字样》等一批书也是正统为混乱时期正字所做的努力。
文字规范化，即所谓正字活动，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为更好地发挥文字的社会功能。大凡社会稳定、繁荣时期，尤为重视，成绩也较为明显，这是有案可稽的。文字发展史历经数千年，出现歧异实属正常现象。进行规范时自当有所取舍，取流通较广的，取书写便利的。在正字过程中，应以当时为主，以通行为据。
三、书写者心理因素对汉字形体演变的影响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人们对它的要求是精确有效，同时又方便省力。精确有效跟方便省力是一对矛盾。正是这一矛盾，推动着文字的健康发展。这一矛盾具体表现为文字发展过程中的趋繁或趋简。记录语言要精确易认，就要求文字体系繁而严密;但是在人们学习使用时，却又要求简而省事。双方相互制约，使得一种文字体系不致过繁或过简。”时而过繁、时而过简是正常现象。虽然现在普遍使用的是简体字，但为了精确记录传达信息而出现的繁化是存在的，我们同样需要正视它。
从汉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以后，汉字的形变就从未停止。在小篆基础上的隶变便是一个例证。过于复杂的字形和结构使得人们有了简化它的想法，以便文字被人类更方便地使用，于是出现了章草。草书的使用虽然使汉字的形体十分简便，但是辨识度却大大降低，反而大大降低了文字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后来基于汉字的基本形态结构和方框字的特征，对草书加以改造，于是后起的通用的楷书出现了。
楷书的行书结构和笔势笔画较初文而言已是非常简约，可是众所周知，即使汉字十分简约，也因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使得大多数人因未受教育被划分为“文盲”。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顺利开展“扫盲”工作，将繁体字简化部首，简省笔画使得大多数繁体字变为笔画较少的简体字，此举完成了自有汉字以来最大的一次汉字改革。随着这次汉字的简化，又有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字形结构确实是很简便了，不仅适于现在普遍入学的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便于他们掌握学习汉字，还有效地减轻了他们的学习负担，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使用今文字时会发现很多汉字的最早意义我们很难准确把握，甚至是汉字的本义我们根本就不知晓，如此而来，表意文字的特性就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就如现在依然使用繁体字的台胞们所说的：“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赌还是赌。”可见简化的弊端还不小。
随着社会发展迅猛，“简化”仍是汉字形变的总趋势。汉字形变的整个过程便是简化，人类使用工具不可动摇的心理原则便是求简心理。以公元为界，从公元前两千年的古文字和公元后两千年的今文字发展的历史中，不难看出“简化”是引导汉字字形流变的主动力。
今日汉字字形稳定的事实并不能阻遏人们要求书写简便的心理需求，硬笔代替了毛笔使汉字笔画的书写摆脱了拘谨是一种简化，各种电脑输入法免除人们手写是一种简化。而除了书写者的简化思想影响汉字的形变，还有一个便是人类的审美需求对汉字的简化有一定的影响。汉字造字之初就显现的方形特征积淀着我们先民造型艺术的审美取向。汉字作为一种辅助性工具，将其美化不仅易于使用者接受，还富于鉴赏性。当文明发展到一段阶段，物质的滋养使人类有了精神的需求，审美便是精神需求的体现。不同的时期，人们对于审美的要求不十分一致，产生的字体也就随之变化。如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隋唐的欧阳询，宋代的蔡襄，元代的赵孟頫等，皆以书法名扬天下。
四、结语
作为人类文化继承与传播的工具、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汉字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一种独特的方块形制文字。追求简便虽是文字作为工具使用的原则，但也不能忽视汉字最初的图形特点。作为教师在教授学生识字时，应该让学生了解繁体汉字、古代汉字，从古汉字的形体中去了解汉字的基本义，从汉字形体的古今演变当中了解汉字古今词义变化的内在原因及规律。